周世虹是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安徽省律师协会监事长，今年是他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履职的第九年。“法律专业背景为我广泛接触社会、了解社情民意提供了便利，也为我参政议政创造了条件。”他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周世虹接受央视网记者专访，分享他关于算法推荐下的“信息茧房”、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AI发展冲击传统基础教育等话题的观察与思考。
“建议变革传统教育学科专业设置、死记硬背考核方式”
AI时代大幕已经开启，它将重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将改变世界竞争格局，定义未来文明形态。AI时代同样是教育方法变革的历史契机，也对教育适应时代提出迫切需求。
周世虹认为，AI时代，传统的十二年制基础教育模式弊端日益凸显：
一是学习节奏和周期僵化，跟不上AI时代的发展速度；
二是重知识记忆，大量重复学习、考核公式、语法、基础计算等，挤占了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协作、伦理判断的学习培养时间；
三是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缺失跨学科整合，传统的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相互割裂，学生被训练成“学科专家”，缺乏系统思维和整合能力；
四是所学知识与职业、社会衔接薄弱，学习内容几乎不涉及AI工具应用、数字素养、创业创新课程，导致学生进入社会后与现代职场严重脱节，需要重新学习适应。
针对上述问题，周世虹认为，第一，要从教育形式和方式上进行变革，改变“老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学生要完成从“被动听讲”到“主动探究”的身份转变。
第二，从教学内容和学科设置上进行变革。AI时代，学科专业将会发生颠覆性改变，高重复、强流程、标准化、低创意、低情感交互的岗位、职业将会被取代或淘汰。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无法被AI替代的创造力、共情力、领导力、跨学科整合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跨学科学习、数字素养、AI工具应用将成为必修课程，应加快建立跨学科平台，新增“AI+”专业，合并技能导向专业等，为未来培养复合型人才。
第三，要变革以记忆和背诵为主的教育考核方式。传统的基础教育中，记忆力强、多背诵，考试时就能占优势；但在AI时代，教育必须从“传递知识”转向“思维赋能”，培养学生们的认知、表述、逻辑推理、协同和创造力，并强化价值观塑造和人文精神培育。
“算法不能成为脱缰的野马，否则危害无穷”
如今的“信息茧房”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有女性网友分享，自己和男朋友在同一条新闻的视频评论区看到的评论内容却大不相同。类似的情况还有，在同一个家庭中，父母看到的评论是“子女不孝”，而子女看到的内容则是“原生家庭令人窒息”；追星用户只能看到单边声音，而非追星用户则常常能看到双方的争吵。
实际上，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平台根据用户画像，比如性别、年龄、职业、兴趣、地域等因素，对信息分发、评论排序和内容等进行算法干预的结果。
如今，“信息茧房”这一现象已从单纯的学科抽象理论，演变为越来越多普通人正通过亲身经历而观察和感受到的现实。
周世虹提到，算法推荐可以提高信息分发的效率和精准度，将用户注意力转化为平台巨大的商业价值，用户也能更加便捷地获取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其积极作用不容否认。但从长远及整体利益来看，“信息茧房”现象及其背后的算法逻辑，所带来的危害性更加不容忽视。
对个体层面而言，用户被变相剥夺了信息的选择权、知情权，接触不到多元信息和公共议题，导致知识结构逐渐碎片化、偏见化。久而久之，用户的独立思考能力衰退、思维固化；长期沉浸于极端情绪化内容，还会导致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的积累。
对社会层面而言，算法推荐加剧了群体隔阂和观点极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信任感降低，难以达成共识，常常因为误解造成对立，最终助长了社会戾气，加剧了网络暴力的发生。
从国家层面而言，算法推荐也会成为潜在的政治操纵工具，冲击主流舆论引导，威胁政治安全。
因此，周世虹认为：
首先，应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网络服务、“算法推荐”提供者的责任。其次，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具体来说，要严禁平台推送营造“信息茧房”、操纵榜单炒作；强制要求平台在“算法设计”中纳入信息多样性、内容质量、社会价值等多元目标，并将其权重与“用户黏性”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推行“算法选择权”，允许用户在一系列不同价值导向的算法模型间进行选择；建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主流平台“推荐算法”进行定期审计的机制，评估平台是否存在加剧“信息茧房”的情况；平台内部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对核心算法进行前置性伦理评估。
此外，全民数字素养亟待提升，应向公众普及算法和“信息茧房”相关知识，引导他们主动打破认知壁垒。
最后，应做大做强主流价值内容，优化信息供给生态，鼓励主流媒体创新算法应用，实现主流内容精准、有效、生动传播，用优质内容稀释低质内容。
“应统一规定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近年来，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加快立法禁止一定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网络社交媒体。我国于2023年颁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该条例已于2024年施行；于2024年颁布并实施《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等。
周世虹表示，我国现有相关条例没有对绝对禁止上网的限制年龄作出规定，而是采取分年龄、分级、分类限制，已作出强制平台将未成年网络用户划分为5个年龄阶段进行管控的规定。如规定未满18周岁禁止进入网吧，未满16周岁禁止注册主播，16—18周岁开直播必须取得监护人书面同意，8周岁以下禁止玩网络游戏，8—16周岁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玩且对时长有限制，16—18周岁可以在固定时段每日玩2小时。
这种限制直接导致了法律规定分散，法律层级低。在实践中，未成年人直接或间接使用社交媒体的现象非常普遍，存在执行效果不佳、监管力度不足且处分较轻等问题。
因此，周世虹表示，首先，结合其他国家相关法律条例，应尽快统一作出禁止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网络社交媒体，13—16周岁未成年人确有需要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必须经家长或监护人书面授权同意的规定。
其次，加大处罚力度，大幅增加罚款额度。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平台未阻止未成年人注册和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最高可被罚5000万澳元；法国将类似情况的罚款定为100万欧元。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中对平台违反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处罚额度过低，不足以起到震慑效果。
最后，加强监管和执行力度。严格落实实名制，设置多渠道举报投诉平台，加强网络和现场巡查力度，强化家长和监护人责任等。